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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原则反对以人作为手段来实现科研目的。

另外，考虑到接受基因编辑的个体的生物识别信息具有极大的资源性价值，其中主要体现为科学研究价值，即推进技术进步，造福病人和社会，可以考虑在科研团体内部共享一定的信息，但应将接受基因编辑的个体的福祉置于首位，这要求应当单独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目的、接收方身份等，并征得其明示同意，并且避免披露个人身份信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文所言，这一原则的确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有密切关系。

在受试者和研究人员有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原则上应由一个有资质的中立第三方获取知情同意。其四，针对被告知的适格主体，在受试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研究人员除了应当取得受试者监护人的同意，还应当按受试者理解信息的能力水平提供有关研究的充分信息，尽可能获得该受试者本人的同意。欧洲理事会《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第11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人类遗传数据国际宣言》第7条(a)和2005年《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第11条也有类似的表述。告知的信息还须包括，对于潜在个体受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拟采取的措施。而与此同时，支持者亦以人的尊严作为辩论基础，以德沃金为代表，主张人的尊严取决于人的自主自决，国家应在公民生育自由前保持中立。

与疾病的治愈不同，父母所偏好的基因性状在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之下不一定具有正面价值。这些更专门的保护措施，才可使得这类格外脆弱群体的健康权利得以正常实现。王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审。

群体视角利于针对困境儿童群体需求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权利视角则彰显了困境儿童需求满足的不可克减性。进入专题： 儿童最大利益 困境儿童 家庭关系 少年司法 。因此，从权利视角认识儿童福利问题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儿童的平等保护，还能够解释为什么儿童权利的实现不以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削减，因为，困境儿童的福利也是其权利，具有不可克减性。英国《1989年儿童法案》（Children's Act of 1989）确立了儿童利益至上原则，要求在涉及儿童福祉的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最大可能地满足儿童需求，也即最好的标准。

该范式注重少年能力发展以及非刑事化的处遇措施，是基于少年身体和社会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考量，少年的身心特点不仅决定其决策能力减弱，也决定其犯罪的可谴责性与成人有所不同。儿童福祉应始终优先于宗教自由和同性伴侣的权利。

包括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对少年事件的处遇要与犯罪情况和罪行严重性相称。少年不同的可受谴责性、不成熟等考量因素都是采取相称处遇措施的依据。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考虑在儿童利益实现方面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国家应承担起儿童利益最终保护者的责任。

最后，既然罪错少年被推定为不具有成人一样的可受谴责性，却要接受与成人一样的惩罚，是矛盾和不公正的，而为解决这些矛盾和不公正，少年司法一直寻求将符合儿童利益和需要的干预和替代措施纳入裁决过程。（二）从儿童最大利益视角看待少年司法模式、原则及干预措施 首先，关于少年司法模式有不同的归类，讨论最多的基本模式大概有两种：其一是社会化的少年法庭模式（或福利模式）。比如美国就在应对儿童家暴问题上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机制，通过举报和强制报告、限期调查、调查期间的儿童保护、预防服务和团圆服务等家庭服务、儿童安置和治疗、儿童及家庭的个案管理、寄养照护和司法保护、法院命令及监护权归属等环节处理儿童家暴事件。二是无论采取哪个视角，从儿童最大利益出发，都需要对未来的监护人抚养能力进行预测和评估。

美国学者对少年司法改革进行了归纳，总结出若干有利于少年需要的干预和替代措施，包括预防性措施，分级制裁（家庭、社区参与康复），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家庭和解会议等），强化缓刑（社区监督缓刑等），中间制裁（药物治疗等），各种治疗和行动方案（惯犯康复服务等）。比如，对困境儿童在教育、健康、生活照料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干预发生的越早就越能助其早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还能降低由于孩子的缺医少教而给社会带来的医疗成本和安全压力。

与传统功利主义和形式平等的旨趣不同，实质平等强调儿童赋权赋能。美国学者在考察离婚诉讼中最大利益标准的长期困境后指出，对最大利益判断标准科学性的追求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心理健康专家并不比法官好多少，很难说他们对离婚家庭的具体情况有深入了解，他们的加入只是掩盖了最大利益标准的不确定性而使得利益各方图个安心罢了。

（四）收养中对儿童最大利益的关照 理论上来说，从早期的为家族利益的收养过度到为父母利益的收养，再到现代收养制度所确立的为儿童利益的收养，已经表明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收养中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收养中的伦理价值关怀也都是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理论根据的。然而，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孩子抚养权归属不仅是代孕双方的利益选择，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最大利益。可见，在思考儿童利益问题时，不仅要关照每个儿童的权利，也需要从儿童群体的视角做决断，特别是对于困境儿童，他们可能因其个体原因以及所属群体而面临双重歧视等危险。另一方面，从人权视角看待困境儿童群体利益对于实现其最大利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从群体视角看待困境儿童问题更有利于实现其最大利益。福利模式需更多地考虑对罪错少年的正当程序保障、不定期监禁矫正以及尽快回归社会的问题。

在政策层面，委员会通过对最大利益标准的阐释推进了该原则的实施。关于从人权视角考量困境儿童问题，国际社会发展出若干理论，其中有三种理论值得关注：一是借鉴能力发展理论阐释儿童权利。

而从实践状况看，无论是传统家庭还是非传统家庭模式，关键要看儿童在收养家庭是否获得了稳定的家庭环境，是否在幸福、爱和理解的氛围中成长。因此，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在处理父母虐待等家暴事件中，需要厘清儿童利益和父母利益的界限，在法律和政策措施方面确保儿童的身心康复及社会复归为首要考虑，父母的权利保护则应当退让。

儿童优先保护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原则需要从人权视角来理解，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也是如此。二是在最大利益原则指导下，困境儿童作为一个群体的利益受到关注，而不仅仅局限于儿童个体的利益。

最后，最大利益作为一项处理儿童事务的行事规则，即每当就儿童问题的具体事项做出决定时，不仅决策过程要有合法的程序性保障，而且需要说明是否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儿童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如何以儿童最大利益来权衡的。因此，提出在离婚案件中应从三个方面推进儿童最大利益标准：一是监护权裁判中将心理专家的意见仅限于验证证据的可采性范围，而非直接的裁判依据。这种基于少年特点的考量正体现了少年的最大利益，也凸显了以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作为支撑的重要价值，因此，建构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是儿童最大利益实现的基础。无疑，开放式收养的法律和程序也应当以儿童为中心，即当接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时，就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方式满足儿童接触的需求。

首先，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在《儿童权利公约》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在解决类似冲突中如何发挥最大利益原则的指导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的自由裁量是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其中涉及国家干预问题。

以南京养母虐童案为例，该案在处理以及确定儿童监护权归属时，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儿童安全、儿童情感需求、隐私权保护、儿童安置及追究施暴人责任等方面。而传统的权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差异性，在解决困境儿童脆弱性及其需求满足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在处理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中，往往涉及儿童、父母、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首先对这三者关系的法律定位予以明确。总之，儿童成长过程不能完全靠自己，但也不能完全纳入父母或国家控制范围。

在现代监护制度中，儿童权利和父母权利是纽带利益关系，将确认儿童权利的条款解释为对抗父母的权利是不恰当的。即基于罪错少年的特点享有不同的诉讼程序以及与此相关的原则和权利，如尽可能不剥夺自由、隐私权保护等。立法上充斥着最大利益辞藻，但实践中的很多做法又偏重惩罚报复。该理论认为，儿童应当得到特别保护有两大理由：一是由于儿童的依赖性以及其身体或情感特点而导致的脆弱性。

在处理儿童家暴监护权归属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人们更强调安全因素。众所周知，《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把最大利益确立为儿童保护的基本原则，最大利益在儿童保护领域越来越成为权威话语。

监护权问题历来都是离婚诉讼中子女归属的关键问题，在我国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之后，儿童监护权的归属无疑首先应当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父母及法院等参与方均需从儿童福利、父母各方的经济条件以及能力等因素全面衡量，将儿童判给最有利于其成长的一方监护。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中也有所体现。

因此，在家暴事件中确立儿童监护权归属时还应当考虑儿童的情感心理安全及需求。二是提高证据标准可以遏制轻微的家庭暴力申诉，增加合法诉求的可能性。